二、纽毕真的宣教神学思想

纽毕真宣教神学思想的焦点，在于教会的身份与使命。这也是他对普世教会影响最深的方面。具体来说，纽毕真特别关注教会的本质、使命与合一，以及教会与其所处的文化与社会之复杂关系。我们会对以上每一个方面做出简要的评介和分析。

教会的本质

纽毕真认为，教会在本质上乃是一个末世性的、由宣教使命推动的团体（eschatological and missionary community ）。末世性与宣教性的本质，深植于教会的基因之中。所以，向着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的宣教使命，绝不只是教会可以考虑重视、搁置甚或不同程度放弃的一个事工选项，而是教会与生俱来的特质。从新约的角度而言，教会本身就是宣教的产物，也是宣教得以继续进行和神国得以不断扩展的基础。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的福音书里，耶稣基督对跟随祂的第一批门徒（这些人是教会的根基）都有非常直接和不容妥协的宣教之吩咐，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教会大使命”（参太28:18-20；可16:15；路24:47-48；约20:21-23；徒1:8等经文）。因此，纽毕真坚持，每一个教会都是宣教产生的果子，同样的，每一个教会也都在其诞生之日就肩负着继续宣教的使命。教会并不是基督教宣教活动的一个伴生物或者衍生体，教会本身就是宣教的主体和目标。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宣教就是教会的生命；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即教会是为了宣教而存在的。当代新约研究已经在教会的宣教性本质和新约文件的宣教本质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新约教会产生于上帝福音大能的运动中，并且也是继续承载和传扬这福音的主要载体。

在此意义上，教会的身份和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因此，单个地方教会或由众教会联合而成之团体（如宗派）的成熟或健康程度，并不应当仅仅以其机构化或建制化的程度来评判，而是应当主要以其是否有意识并毫无保留地参与和推动宣教使命来评判。纽毕真认为，承认宣教乃为教会的本质和首要使命，可以有效地平衡自启蒙以来，西方基督教圈子将本为公共信仰的福音不断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the Gospel）的致命趋势[1]。

纽毕真对教会的活力来源与生命之根基的深刻洞见，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不同基督教宗派之间对基督教信仰之认识的重大差异问题。在综合分析了当今普世教会三大传统（即天主教、更正教及灵恩运动）之后，他得出如下看法：“教会不只是借忠于她的信息而存在（对更正教何为正统教会的观点而言）；也不只是借忠于使徒的团契而存在（对天主教何为正统教会的看法而言）；她是借上帝圣灵的活的力量而生存。正如道是借圣灵而从童女马利亚取得祂的肉身。如今借着圣灵祂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只有圣灵可以把我们接入其中的身体。因此只有借同一圣灵的活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永远保持在她的团契中，或为她的恩典作证。没有圣灵，则我们所作的一切，都只是赝品，是一个空壳，只有教会的形式，而没有她的生命。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发生的事实，即是一个团体可能具有一个教会的一切外表形式，而且宣传教会的正确教义，而仍是死的；而在别一方面，那位活的圣灵可以而且曾经把祂自己的生命，给予那些对于教会的正确组织及教训，缺乏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圆满性的团体。而当祂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像使徒们从前所做的一样，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不言语，只归荣耀与上帝’。[2]”

纽毕真认定，当那位活的圣灵把这样的生命特质赋予一个信徒团体的时候，我们应当且必须承认，这就是上帝的教会。纽毕真对教会生命与教会活力之关系的看法，也得到当代教会历史学者理查德·拉弗雷斯（Richard F. Lovelace）的响应。在其代表作《属灵生命的动力》（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中译本电子书已由橡树文字工作室于2024年3月出版）一书中曾提到，仅仅拥有和坚持纯正的教义，并不必然保证一个信仰群体或属灵运动可以一直保有属灵的活力。仅仅高举正统教义而缺乏活泼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的信仰，会沦落为“僵死的正统”（dead orthodoxy）。而与之相对的“活泼有力的正统”（live orthodoxy）则可以在那些不盲目认定自己对圣经的诠释毫无错误（“who wave the flag of commitment to biblicism”）而聚焦于切实行出圣经实在之真理的团体身上体现出来[3]

教会的使命

纽毕真有一段关于教会使命很有名的话，他说：“教会在世人面前的最大使命，就是要将上帝那荣耀的末世性国度显明出来，因为教会就是将来完全成就之上帝国的样板房。[4]”在此意义上，教会不只是当代社会里许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上帝国的大使。因此，基督徒社群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如同世界上所有的团体那样。基督徒群体蒙召要彰显出来的，乃是一个超自然国度的特质。

教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公共性的，也是国度性的，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初期教会的宣教运动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层面深刻影响并转变地域庞大、政治强势且军事强盛的罗马帝国。因为教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普世性宣告的特质。她向世人宣告的核心信息是，创造并掌管万有的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透过祂的一生、死亡、复活与升天，显明了祂对天上地下一切事物无可置疑的权柄。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会极大拓展我们对教会使命之范围和表达形式的认识。

中国教会在民国时期即有何为对教会使命之正当表达的激烈争辩。当时，基要派背景的教会坚持认为，教会的使命仅仅限于基督徒个人的传福音和领人归主，信徒不应当参与任何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而较具自由派背景的教会则认为，教会应当担当起相当的社会责任，基督徒有责任为着全社会的福祉，与其他非基督教团体和人群一起努力（此部分详细内容可见姚西伊所著之《为真道争辩》）。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在圣经里都有直接和清楚的依据。如果今天，我们能以更为整全的眼光和心胸，来回头观看和思考这段为婴孩时期中国教会带来过极大撕裂和绵延至今之阵痛的大争辩，则对当代中国教会对自身身份与使命的再认识确是极大的祝福。

浸信会神学家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如此评价纽毕真对教会之公共使命的观点：“纽必真认为，晚近的现代社会与基督教信仰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因为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社会都有其使命性的信条，并且两者都做出了普世性的信仰宣告。多年来，基督教领袖们尝试把基督信仰的整全性局限于信徒的内在信仰体验，好让基督教可以在现代世界中存活下来。他们实际上驯化了基督信仰，好使其不对人们的公共生活做出任何信仰性的宣告，也就因此不会对公共社会带来任何信仰的挑战。但是，对基督信仰的驯化及私人化，极大地削弱了其中心性宣告：基督乃是宇宙性的君王，福音乃是关乎众人的公共真理。纽毕真借着圣经的教导向我们指出这种困境，因为圣经显明上帝君尊的统治已经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里显明了。我们必须容让自己的基督徒信念来塑造我们在公共社会里的言语和行动，并且我们也必须给予信从其他宗教的人同样的自由。换言之，我们必须努力建构一个基督化的、但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拥有政治权力与相应责任的基督徒，必须基于一种与福音一致的方式来行使其权柄，就是基督徒所认识到的上帝定意要使人类全体繁荣兴盛的旨意。[5]”

关于纽毕真一生着力阐述的“福音乃为对普世之人皆为真的公共真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评析。在此，对纽毕真之于教会使命的看法，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乃是上帝国之彰显和临在（参太5:1-16），那么教会的使命也应当是国度性的，即教会所显明的那个超自然国度的原则与行为方式，应当要不断地且真实地渗透到这个不认识且敌对上帝之地上国度的方方面面。中国教会在历史上，因受宣教士自身神学背景、本国传统文化之特质及其他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带有极强烈的基要主义、敬虔主义与分离主义之属灵特质与印记。因此，中国教会在强调信徒个人的敬虔持守和成圣操练上，历来着重有加。但在如何训练和引导信徒在公共领域里为福音作见证上，却因着前述之种种因素而重视与投入不足。综上，纽毕真对教会使命的看法，当对当代再次处于成长与探索之旅程中的中国教会颇有启发和帮助。

教会的合一

纽毕真对教会合一之看法对普世教会影响颇为深远。简言之，纽毕真认为，教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在灵性、神学和组织等各方面都有深度合一的使命团体。大公教会的合一性并不在于由相似背景之信徒自发聚集而来（大部分当代福音派背景基督徒对教会本质的看法），而是惟独根植于教会元首耶稣基督之位格与生命的整全特质（参约17:11、20-23；林前1:10-13）。一言以蔽之，普世教会在根本上的合一性深深建基于教会元首生命的整全性之中。

宗教改革之后，上帝许可普世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拉丁传统的教会）不断分裂为归属于各个宗派或教派之基督教团体，自有其人意不能测透之处。我们今日也不必认为宗派传统对基督徒持守正统信仰的意义都是负面的。至少，宗派的存在在保护信徒的基督徒良心自由上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接纳不同教义重点和属灵操练传统的基督徒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所肯定的宗派）。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宗教改革之前漫长的岁月中，普世大公教会一直都是以几乎没有彼此对立之宗派的情形而长期存续和发展（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是一个特例，背景及原因极为复杂，在此不表），也许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向我们显明，宗派性实际上并不属于基督教会的属灵本质的范畴。

换言之，任何一群遵奉大公信仰的基督徒，无论他们身处怎样的时空、文化和社会环境，他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世人和其他信徒团体宣告，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无需在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之前，冠以任何次基督教的团体或传统之名称。因为一个人不能因其宗派归属就淡化或否认其信仰身份的大公性（参林前1:10-13）。宗派主义之毒素所以会越发盛行于经历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历史（特别是更正教或基督新教发展史）之中，以及在我们今天许多普世信徒的团体内部仍不断带来纷争和撕裂，正是因为宗派主义的骄傲使人受蒙蔽并丢弃了善待其他基督徒的爱心（参林前13:1-13）。宗派主义和小圈子心态的盲目和自大，使人以本宗派传统对圣经和基督信仰相对狭窄和有限的断定，来评判大公基督教传统的深刻和宽广。这也是阻碍当代中国教会更为勇敢和彻底地承担起宣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教会的宣教，在许多既有宗派的事工优先级之中，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和投入。

但是，如果我们乐于承认，大公教会的使命总是大过某一个宗派传统所侧重的神学或事工重点的话，我们就应当思考、调整甚至考虑为着整体教会之使命扬弃所属之小团的对次重点信仰事物的坚持，而一同全力投身于上帝赐给教会的整体使命中。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本国极难对话与合一的不同宗派之教会，却在宣教地区更容易达成全面和深度的合一。人们愿意放下彼此在神学认识、组织特征及属灵操练方式上的坚持，共同寻求圣灵对众教会的再联合的心意，如同我们已经因着信心与主联合为一那样（参林前6:17）。

纽毕真在印度宣教期间所亲身参与的南印度教会之合一，就是一个不同宗派之教会可以在宣教使命中合而为一的极重要例证和典范。温莱特引述纽毕真自己的话说：“使教会成为教会的，与赋予其使命的，乃是同一件事。使教会合一的关键，同时也赋予其向世界宣教的使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回到那个构成福音本质的核心事实，这事实让教会更加成为教会，也使其更加成为向着世界宣教的教会。基督徒的再联合运动与普世宣教运动之间的联系，乃是源自福音的本质，两者都是教会不断回到福音本身的外在表现。[6]”

作为公共真理的福音

纽毕真认为，福音乃是对所有人来说都为真的“公共真理”（public truth）[7]。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意思，需要了解一个他与之对话和批判的背景，就是西方自启蒙以来的“事实”（“truth”）与“价值”（“value”）的二分思维结构。前者的代表是科学，后者的代表是宗教。科学是关乎“事实”的，因此是客观的、普遍的，对全人类都为真的。而宗教则是关乎“价值”和“信仰”的领域，是主观的，只能是信徒个人的“意见”，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此种评判真理和虚假知识的不可置疑和批判的思想前设，从启蒙以来，已经成为西方和普世人类特别是知识阶层的金科玉律。纽毕真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统治西方社会的“主流合理结构”（纽毕真在此借用了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观点）。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主导之下，“科学真理”与“宗教意见”被严格分开，两者之间再也难以建立起任何有意义的关系。

但有趣的是，在对科学史的仔细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科学家的个人信念乃至宗教立场，会真实而深刻地影响到他的科学活动和研究结果，因为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家也是具有不同信念乃至宗教立场的人（详见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因此，虽然自启蒙以来，在西方甚至普世都已经成为似乎不证自明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维模式，在科学家个人那里似乎遭遇到极大的挑战。人们可以假装在文化冲突和宗教争辩之中持守某种看似中立的立场，但这却无法改变参与争辩的各人具有自身某种明确或不明确的思想前提（presupposition）。

纽毕真认为，福音可作为对全人类都为真且有效的“公共真理”（就像全人类都尊崇科学作为不可置疑的“真理”或判断真伪对错的唯一标准那样），是因为圣经所启示的完整的福音，绝不只是关心某个个体能不能上天堂的事情。纽毕真正确地强调，圣经中福音的核心不是个人的、隐私的或只关乎个体得救上天堂的，而是与全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福音是公共的真理，是有关天国已经在基督的信息和生命中来临的信息。

基督教的福音说明了，人不是孤独的存在。历史是有目的的，历史的关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做了决定性的工作。教会作为一个使命的共同体，就是为了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和领域，成为见证上帝救赎作为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福音得以影响进而更新世界的关键。因此，纽毕真认为，会众乃是见证作为公共真理的福音的最重要主体。所以，教会如何有效地训练信徒以基督徒身份参与到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在今天的宣教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8]。这一点对今天中国教会的意义，我们在后面会更多谈到。

至此，我们可以对纽毕真的宣教神学思想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纽毕真认定，教会在其本质上乃是一个为着末世和宣教而存在的使命信仰群体。教会的使命是以自己的言语和生命，为着上帝曾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为着拯救全人类而做出的十字架之牺牲的决定性行动，做出鲜活有力的见证。而这样一个鲜活有力的见证必须在一个深度合一的教会团体之中方能显明。教会为之作见证的福音乃是公共真理，福音真理打破了启蒙思想所设定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思维模式，并有力地向全人类说话，也对人类生活和思想提出深刻的挑战。在下个部分，我们会对纽毕真的神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发与挑战，做出一些探索性的思索。

[1] 见阿什福德（Ashford, Bruce）的短文〈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2] 纽毕真，《上帝家里的人》（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胡簪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103页。

[3] Richard F. Lovelace. 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 (InterVarsity Press, 1979), 284.

[4]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273-286页。

[5]〈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6]Geoffrey Wainright. Le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3.

[7] 见史泰福（Tim Stafford）〈从印度到英国——纽毕真的宣教之旅〉：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984

[8]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导言部分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