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为信者以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甚至是在某个重要的阶段，给我带来过转折性意义的作者和著作，确实有几位，有几本。

首先是加尔文老师吧。读他的《要义》的时候，正好是在纠结是否要去公教。断断续续大概两三年读完以后（我读的国内三联版），就不再纠结了。可以说，读加老师大概奠定了我信仰底色中的“新教正统”（Protestant Orthodoxy）的背景。不过后劲也不小。不提。

然后，过了一些年，我读到了纽毕真（另译为纽比金，Leslie Newbigin）老师。嚯，这可不得了了。可以说，读到了纽毕真和他的代表作《多元社会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使我从初期开始的非常基要和律法/道德主义倾向的信仰底色，带来了第一次“典范转移”。也是书评（7）| “在盼望中等候，这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怎么说呢，这书我至少读了三遍（还有他的另一本晚年的讲座稿《上帝家里的人》，The Household of God，同样推荐），每读一遍都会有很不同的体会和惊艳。我想，神国是广大的，福音是奇妙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信的，并非存活于社会与文化的真空之中。

顺便说一句，纽老师的细腻的NT释经和哲学化的、富有韵律和层次感的表述，使我小小的“基要主义精神的封闭”的脑袋，开了一个大洞。从此，我想，我不能再昧着我的良心，继续舒舒服服地做一名fundamentalist。真的，不能够了。

最后，就是这本，真正意义上的magnum opus。今年初，厚着脸皮从eddy哥那里借来厚重的原版实体书（精装硬皮将近900页的篇幅，拿在手里绝对可以当板砖防身的那种踏实感），然后开始一趟奇异的思想朝圣之旅的良伴密友，当代著名的加拿大公教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

断断续续读到了第七章，标题是“The Impersonal Order”。因为我读的是原版，暂时还没有参考国内的三联版本，所以本系列的书评，或说读后感，基本上我都会直接引用原文了。还请读英文比较慢一点的读者朋友见谅。

读到现在，有几个感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再次有了一种比较久违的，但是深刻的感受，就是非新教背景（或者我们再收窄一点，结合到我曾经的神学背景，即宽泛意义上的改革宗传统）的大家，在写宗教改革（后文都称为宗改）这段历史，或说思想史的时候，都比较有我们这个背景所不太容易有的洞见和叙述。究其原因，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让我想起在做毕业教育研究的时候，导师要求我读的一本教育专业类书籍，是一位美国的修女兼学者Dr. Mary C. Boys（出身于专业的教育修会，同时是波士顿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后任纽约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Proffessor of Pratical Theology）。

其中，她对新教/福音派教育传统的奠定和发展，特别是卫斯理教育传统，和正统加尔文主义在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向所谓的芬尼传统的流变，以及由此而对20世纪以来福音派教育传统的影响和定向的分析，都是十分精彩的。我当时跟我导师说，这是我目前读过的，最为精彩的对美国新教教育传统的分析，没有之一，并且绝对超过我读过的大部分新教学者的论述。至于为何会如此，我想可能是因为，人们普遍而言，对自己已经浸染其中已久的传统，总是会多少缺了一些的自知，和自我剖析的智慧吧。泰勒在导论里提出了他写作本书想要解决的那个“大问题”：西方所谓的“拉丁基督教王国传统”（The Latin Christendom），是如何从早期到中世纪晚期，直到宗改和启蒙之间和之后，如何从一个“所有人都不可能不信仰祂”的社会/文明共同体，转变为一个“即使是最在认真的信者面前，都可以有选择‘不信’这个选项，而事实上社会中大部分成员也是这样选择”的状况的。这个过程，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说实话，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有趣程度，已经超过了我的大脑的极限。分分钟可以使我的思想宕机，系统过载。不过，世上值得反复讨论和琢磨的主题，本就不多，个人和群体的信仰立场的变迁和重塑，正属于这样的一种主题。泰勒在导论里提到了一个今天很多人对拉丁社会信仰底色巨大变迁认识的典型的迷思，就是所谓的“自然科学的爆发式进展，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去宗教化”，或用他在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术语，“祛魅”（Disenchantment，最早应该出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之对应的另一个重要的术语，就是Enchantment。三联版译为“迷魅”，其形容词形式则是“enchanted”（迷魅的）。

这个意象，这个词，不知为何，很抓住了我。当我玩味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不经意却又似乎饱含着命运之线索的人生时刻。我现在很难下结论说（也许以后也不太可能），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到底是一个disenchanting的过程，还是一个enchanting的过程。我的直觉是，在大部分的时候两者是同时——但也许是在不同的频道或层面——进行的。它们纷繁交织在一起，使人在很多时候很难用精准得体的词语和句子去抓住和描述，这多少会给我带来思想和心灵的某些焦虑。但是，尽力使用准确且优雅（也许我还应该加上“诗性”这个形容词）的语言，去捕捉我们思的那些每秒的瞬间，却又是哲人的天职。

所以，也许就像周国平老师在散文集《守望的距离》里面写到的，哲人的巨大痛苦往往会为其带来，或催生出，同等巨大的创造力和创造性。真所谓诗家不幸史家幸。哲学思考是一种清醒的痛苦，是向着存有之深渊挥出的执着的一拳。世人逃避痛苦，但是同时也逃避掉了很多的乐趣。神学给人答案和应许，哲学教人提出难题和追问。孰是孰非，请君自忖为妙。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最后引用一段泰勒老师的话，收称（重庆话：sha guoe）。在此处，他提出了一个似乎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即那种驱使所有人都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成为一名无神论者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三联版译文），正是部分地脱胎于我们遵奉的，那个正统基督教的母体：

“Exclusive humanism in a sense crept up on us through an intermediate form, Providential Deism; and both the Deism and the humanism were made possible by earlier developments with orthodox Christianity. Once this humanism is on the scene, the new plural, non-naive predicament allows for multiplying the options beyond the oringinal gamut. But the crucial transforming move in the process is the coming of exclusive humanism.”( 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