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我来,当代中国城市教会的某种再宗派化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新地树立那个已经被推倒的基督教王国的教区的高墙。偏好内聚的人们的一大特征,就是特别喜欢不断地强调“我们是谁”,相比于“他们不是谁”;特别喜欢彰显“我们能做到这个”,相比于他们“做不到这个”;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资源,相比于他们的“一穷二白三亩地”。
也难怪,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其在神学资源和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头羊方面的优势,就不断地体现在曾经经历过奇妙的复兴的地区的人们,愿意他们的子弟纷纷送进极具宗派神学色彩的机构读书,也许是盼望他们学有所成后,在对老旧体制和属灵传统不那么伤筋动骨的前提下,用“新的”神学和表述,来稍微撑住摇摇欲坠的舞台。其实,在很多时候,我确实觉得,虽然在外表和形式上,中国本土的各型各色的群体,与西欧基督教王国具有历史惯性的传统,相去甚远。
但是在某些深层的原则方面,其实是暗通款曲。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不可逆的宗派化进程,事实上导致了普世和本地的山头主义,以及对所有这些山头的神学合理化和组织的板结化。大公性的丧失会逐渐让人们对福音的认识和体验,以及这样的持续的认识和体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纽毕真在大半个世纪前,与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们,在南印度所成就的事情,是对至少在新教背景下,人们大公再联合的具有先知性含义的尝试,我们在后续的文字里会逐渐对此展开。)
01纽毕真提出的两个背景
纽主教提到,在当代语境里,关于教会的教义和讨论(其实其中也包含了巨大的对于福音观的认识和争议,因为群体是信息的载体和展现),再次回到了普世神学争论语境的一个核心,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促成了此事:一是基督教王国之团体所推动的海外宣教的经验,二是在旧有的基督教王国内部兴盛的反基督教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先说第二点的意义。
在前一篇我提到,伴随着舍己的宣教活动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宣教师们在有意无意中,把自身的文明风格和文化表现,及其一切所产生的副产品,也随着福音的信心一并带给了宣教地区的人们。而接受了他们的信心的人们,绝大部分也会欣喜地和自然地一并接纳他们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这一点并非无稽之谈。我相信在我的读者里面,是有着不少在前几十年间,因为某些极有名的、并且也是极具献身精神的国际机构(比如CCC,懂的都懂)的服事,而信主。
而在相信的同时,也伴随着中美蜜月期和经济上星期的种种美感和舒适,在这之中的许多居住、求学和生活于国内大城市的人们,也几乎在没有比较深入理解和反思的情况,就接受非常近似于来到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中产这个词,以及国内不少中产——我应该说是相信的中产们——向往着美丽国的生活和身份这个经验性和可观察到的事实)。这方面我不用多说,读者朋友们身边就应该有不少的例子。你们的体验其实比我的叙述更加能打动你们,引发许多的思考。
那么,姑且请允许我说,伴随着他们的来到所带来的这一切事物的背后,还不仅止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传递(兜售?),也同时伴随着对中国中产和爱美一代对于信仰社群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态的认识,和想象力。在这些“隐性的教材”的内容里,所一并被传递的,是一种来到这土地上的人们在其本国可以享受到较为充分的信仰的氛围,和选择的自由,以及建立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上的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很容易就可以让大量的人们围绕着某一个特定的信仰和社会议题(要不要生娃?要生几个娃?妻子要不要在家?地球年龄有几岁?能不能追求“发财”?你愿意投票给哪边?……)而聚集起来的运动模式——我认为这样说并非刻薄——都体现出浓厚的基督教王国之构建群体模式的色彩。
高举“国度叙事模式”为标准叙事样板的人们,他们大概很容易忘记一个历史性事实,就是我国从未成为过、也大概率在将来也不太可能会成为(我不知道,祂知道,我把预测的主权交给祂)一种由单一宗教之意识形态/世界观及其组织对全社会之影响颇深的文明形态。我了解许多人们的心意是极好的,并且我真心相信,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这片土地可以最终成为具备类似特质的一种文明,就是极好的事情。
我绝不轻易否定和批判他们这颗单纯的为国为民的心志。但是,罔顾我国这样的实际背景,而想要强势引入“三画”,或“七亿”,或“十减一个标致”这样的舶来品,究竟会对本土的人们,在更好地帮助其可以推动去完成那个被赐给我们的唯一的大使命(当然,这个唯一的使命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有很不同的表述)这件事上,更多起到了促成,还是某种异化和退化到宗派主义心态和部落化的生活风格之中,则是尚待观看和扼腕的故事了。我也没有答案。我也没有解方。但我确实相信,祂有。并且祂的葫芦也总是比我们基于要卖给人们的药,要多得多,要好得多。
02宗派崛起的原因与未来
宗派和部落的迅速崛起,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宗教成品可以直接给寻索出路的人们,一个现成的、并且在许多方面确实很诱人、很能够似乎回应到人们之关切的一揽子方案(神学的、组织的、外援的、将来的)。毕竟,谁不喜欢已经被端到嘴边的嗟来之食呢?但在另一方面,祂已经凭着自己的上智,及测不透的对普世人们的慈怜,已经在拉丁欧洲土地上所拆毁的巨大的围墙,也随着这所有诱人的资源和宗教深加工制品,也一同地被带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面前。再次地,可能引发他们继续促成那个唯一使命的想象力和热情,或是继续捆锁住他们的良知和行动力,以及最重要的,那种在祂里面的活力——究竟会是哪条路,我们且行且探索。继续写下去。继续活下去。会有说法,会有未来。
梁博(最近听得不少,相见恨晚的惊艳,中国独立音乐会好起来的)在《日落大道》里唱到: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
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
你看那金黄多耀眼
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
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
我看到夜的黑暗
很多时候,我没理解错的话,人们对宗派和抱团的疯狂追求,其实在内里的深处,是对那个唯独祂能赐下的充满了恩宠和医治之能力的,团体的追寻,而这样的追求,是决不能轻易加以揶揄和否认的,也是决不能被部落化的规训之黑暗力量,所最终遮蔽的。
“生活于已经崩溃的基督教王国社会里的人们,好像一大堆被激流从一个古代的砂石堆冲来的流沙,不断在城市的漩涡中被搅动。他们是无名的,无特色的,可代替的单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自然盼望有一种真正的团体,因为人作为人不能没有真正的团体生活。基督徒热烈寻求基督教教义中论到那个真正的团体的那一部分,即耶稣基督的教会,更是十分自然的事。>我们曾亲眼看见有人试图使用一个有绝对权力的集团来对个人完全控制,(甚至控制到他的精神的深处),这样以回到某种原始式的集体生活,以致带来了可怖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其他的办法,我们便不能责难这种解决人类的孤寂的问题的办法。>人们自然会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来问及这些问题:‘在世上是否真的有一个我们可以归属的上帝之家,一个一切人都可以真正共处的地方?若然,在何处可以找到?它有什么模样?它的会员资格是什么呢?再者,那些自命为这个团体的发言人的人们,对于这个团体的本质,或基本因素为何的问题,争持不决,而且无法和谐一致地共同生活,这又是怎样搞的呢?>基督教国度的崩溃,已使这些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我以为再没有任何神学上的任务,比较试图给这些问题以清楚而可信的解答,更为迫切的了。”——莱斯利-纽毕真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