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fore, GO…(1)：我们到底是怎么“不去”的？

Therefore, Go…（2）：我们需要一种21世纪的Missiology

我上次聊到，拦阻大家愿意为祂“去”，也敢于为祂“去”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可以说同时有：神学的、体制的、文化的、以及时代的，等等。我今天想简单聊聊神学方面的东西，也聊聊我们今天的一个时代氛围。

其实，如果我们不带入太多的前提和诠释取向的话，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新约群体是一个mission的产物，并且这个崭新的群体从一开始也具有了很强的、很自觉的mission意识。因为那最好的信息，是需要切实地传到万国万民之中， 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预言”了，并且也直白地向我们表明了mission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合乎书上的mission本质上是一个God’s people的末世性活动，由祂的灵筹划和推动，直到地极，朝向终末。

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约群体其实天然地，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mission的基因。这是这个群体不能被抹去和抽离的天性，若是没有了这个天性，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失去其最大的特质，也不再成其为一个missional的群体了。

新约学者马歇尔（I. Howard Marshall）指出过，新约文件，特别是众多的书信，在其原本的性质上，本来都是在mission过程中形成的，用来指导当时当地的一群具体会众的文本，所以实际上这些文件的性质，其实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讲章”。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推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新约群体，并非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在发展到一个很成熟很全面的地步以后，再开始推动mission使命的，而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极有热情地全力推动这个宏大的使命。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在Acts里面那个犹太地区的转折事件的影响很大，祂使用了特别的手段，把本来很喜欢也很习惯于“抱团”在一起的人们，“强行”地分开和赶散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祂所定的时候，借着祂所指定的人们，成就旧约的应许。

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纽毕真（Leslie Newbigin）所指出的，关于新约书信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使徒们似乎（特别是极为看重又身体力行mission的St Paul）并未花费太多笔墨鼓励和指导各地的人们如何去进一步推动mission，而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灵性成长、特别是群体的合一见证（！）的进行了劝勉和指导。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各地的大规模的由mission所产生的群体，虽然仍然稚嫩，但是已经真实地建立起来了，在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覆盖罗马帝国各个大城市的群体网络！正是由于这个既定的历史事实，成为了使徒们写作的重要背景。所以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并未在自己的书信里花费我们所认为似乎应该有的，大量的笔墨，来谈到这些事情。

因为事实上这些事情已经是各地的人们公认和共同重视的事情了。那么后来的几百年间发生了什么呢？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一体化的过程。福音被越来越在帝国的各个层面被“嵌入”到帝国的诸多纹路和肌理之中。福音就像一剂血清，被注入到了帝国这具垂死的躯体中，使其在属灵的层面上焕发出了很不同的生机。

也许，如果我们仅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说，今天很多人们重视所谓的“文化使命”，确实是因为在公元开头的几百年间，福音极有成效地重塑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体。因此这实在是让很多热心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好的样板。而今天很多人们所做的恰恰想要在这片土地上，怎么说呢，去恢复这样的一个样板。如果我们从未成功过（哪怕不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成功），也就不会有后来人想要去寻回所谓的“复兴”（注意这个“复”字），对吧？

但是，“三/化”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副作用，就是church越来越板结的组织化、机构化，以及——似乎每一类一开始极有活力和潜力的组织都很难避免的走向——官僚化。这个过程可分析和探讨的角度和资料极为庞杂，在此不赘。

在church/state official的层面，新约群体，这个曾经充满了如核爆炸般威力、冲击力、神学深度、辐射整个文明实体的广度的祂的活泼的身体（想一想“身体”这个意象，身体是要不断活动的，因为只有不断活动的身体才能真正有活力，有活力的身体才能去完成各种有挑战但是又很有意义价值的开拓性工作。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活动主要是在脑部和情怀，而不是在全部身体中。），似乎逐渐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行动僵硬迟缓，发展出了森严的hierarchy的“属灵微胖界人士”。

我绝不是幼稚和片面地反对群体的组织化。事实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初期至中世纪的这个组织化的过程，对群体其后1000多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延续，至关重要。因为有太多的组织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帝国支持的稳定政经环境，以及不再受到严厉打击的生存处境，都极大地促进了神学和灵修事业的繁荣——合法化和国教化在相反的反向上，推动了修道运动的兴盛和持续，以及相信的人们在社会中各个层面和领域的广泛参与。

但是，代价呢？

一个本来合一的“身体”，被因着各种（合理的和看似合理的）原因和当时代的需要，被分成了所谓的“Lays/laity”和“Clerical”，在福音中本来被赋予了所有人们的那个Apostolic office（公教称之为“平信徒司铎职”），被越来越人为地局限于某个少数的阶层，只有他们被视为是拥有因着Apostolic Succesion而来的Apostolic Authority。群体的使命越来越不被视为是一种本当由所有成员自发而热情地参与和推动的目标，而是必须要由“授权”才能够“合法”进行的活动。此中变迁和落差，不能说不大。

那个从一开始就被深植于“身体”中的mission的基因，因着这种种复杂的因素，被极大地抑制了。并且直到今天，我们的思维中，仍然深深地存着，仅仅从权威等级，而不是更多地从一个如何可以更好地促进mission的角度和取向，来看待所有的office（别忘了St Paul在《弗4》的阐释）。但是书上早已说过，所有的office和gift，都是为着祂的荣耀而赐下的，也都是为着祂的使命而繁荣的。

“赋权”（empowerment）在今天是一个很火的词汇。我借用一下这个词。我想对所有热心参与mission的人们说，其实那个真正的和最终的“赋权”，并不是来自于你的“领导”，而是来自于祂。

好了，咱们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