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两篇关于“学者型慕斯”或“慕斯型学者”的文字以后，我觉得似乎有必要在追溯一下产业链的源头，即seminary的定位和设计问题，似乎才能把这个有趣的议题讲得再透彻一些。OK, let’s go.事先说明，本篇不打算插科打诨，而是尝试就此议题做严肃的探讨。当然，能到什么程度，或者读者朋友可以会意到什么程度，则不是我所可以预料的。依我之见，seminary之所以经常处于某种尴尬的定位和课程安排的难题，其原因之一，在于定位不够清晰。那么，要到怎样的清晰的程度呢？其实要回到此类问题很简单，就是多想想我们想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群体所需要的人，其定位和要求似乎是很清楚的，就是基本上保证可以每周向着一批比较稳定的群众产出基本保质保量的可以宣讲的文本的人。

当然，说起来，那么如果我们要落实这个目标，大概需要怎样的seminary的学制和课程设计呢？以下仅仅是理论探讨。如果你要问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可以实现吗？我觉得，在祂再来的时候，也许吧。如果我拥有这方面的全权（你看，每个人其实都有根深蒂固的权力欲和瘾症），我可能会做如下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设计和安排。首先，在学制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上——当然我们在此是做某种完全理论上的设计和考虑，什么叫理论上？即在各方面资源和配套都非常充足和友好的前提下，嗯，也许当我没说——我会把一个完整的培养流程分成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姑且称之为“本科阶段”，这样大家很容易理解。我们姑且给予其四年的教育周期。第二个阶段，我们暂且称之为“研究生和博士阶段”。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的四年之中，我们应当干点啥呢？一言以蔽之，这几年的课程设计，应当完全围绕那本书的语言和诠释来进行，砍掉其他任何在此阶段多余和会让人分心的课程，比如systematic theology, biblical theology, apologetics, church history, christian education & philosophy,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大手术？原因很简单：

第一，这些学课在诠释和运用文本的层面，与学生毕业即将要面对的高强度和高频率文本诠释和宣讲的输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们假设大部分学生在本科结束以后，不会再考虑进深的教育，这似乎也比较合乎我圈神学教育的实况）。不是说没有关系（深层次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说对文本产出这方面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或者，就算要安排密集的课程，比较适合放在最后一年进行讲授。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学生以及扎实掌握和吃透全部文本、并且可以开始有效地将文本诠释转化为宣讲材料的基础上，当他们开始大量地解除这些“尖端学科”的时候，基于他们对于文本的较为透彻的理解和联想能力，他们自然在学制的末期就可以将文本与产生自或建立于文本基础上的这些学科，进行底层的、有意义的、可资运用的关联能力。

第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我这些年下来的粗浅的教学经验和见闻，传统群体对于seminarian这个群体的最大诟病，就是他们送了年轻人来然后这些人回去以后就开始不会宣讲了，或者呢就开始乱讲了。好，我们先搁置一下老辈子在年轻人基本正确的宣讲下是否真的愿意敞开心扉做出回应和改变的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有其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本土群体的所谓转型的议题而言，但并非本文的重点，不提）。仅就seminary这个在其本身的意义上作为标准的培养全职工作者（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后面会聊到）的theolog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而言，这里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教育培养目标严重不清晰和不聚焦导致的。而这样的失焦，又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本土的许多较有建制的seminaries，其底层的教育哲学及由此哲学而塑造的学制和课程框架而来的课程设置所直接导致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有此观感，就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反而变得对文本非常陌生，有距离感，并且变得极不会有效地有感染力地向群众宣讲这件事了。

问题的关键在此：现代seminary的核心的学制设计和课程安排，在其理念和架构层面，是非常相似于近代大学的理念与框架的。有很多时候，其实接近于照搬。但是呢，对于我圈教育机构另存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即我圈教育机构，特别是要“定向委培”全职工作者的机构，在事实上几乎不能与当代的综合性跨学科型大学同日而语。溯源而言，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蓝本源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特别是中世纪后期以来的拉丁基督教王国的高等教育传统。因此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在保留了历史优势学院/系，即众所周知的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的基础上，再逐步地建立起近代人文/生命科学和广义上的自然科学的诸学院/系，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知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和范式。

那么，在此意义上，若以“世俗”大学作为横向对比的参考和可能的对标的范本，其实seminary从一开始就不能（公允地）称之为是某种极具综合性和包容性的高等教育学府。因为其定位和功能就是很明确地要稳定地、长期地向群体和宗派等产出在各方面（特别是道德表现和做事技能）基本合格的专职工作者而存在的。这样的机构特质，与我先前提过的那种仍然存在于老牌综合性大学之内的神学系，还很不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假如操作得当，也许更利于培养出具有真正的综合性素养的seminarian出来。但是后者的模式是极不为fundamentals所接纳和认可的，因为他们相当倾向于认为在那样的“学术氛围和环境里”，一个本来很“敬虔”的年轻人，是大概不可能最后不被培养为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的liberal.

好吧，让我们在此俯就一下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索性就把seminary的教育目标，缩窄到以文本为中心和（几乎是）唯一焦点的学制安排和课程设计上来，如此也许确实能够为群体的需要培养出较为合拍的人来。那么，具体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简单，因为有了清晰的目标，我们就围绕这个目标来循序渐进的安排课程，但是我可以保证，虽然我们不是在某种为普世所承认的高等教育规范上来安排这些科目，但是其所要求学生要拿出来的学术素养，或说坚韧度，一点都不比一般的高等教育，要少。甚至，要多得多。本科阶段的头三年，只干两件事：语言，文本诠释和宣讲。

第一年，NT GREEK.第二年，OT HEBREW.第三年，两种原文进一步巩固和进深。其间伴之以较高强度的文本诠释和宣讲（我有朋友已经这样做几年了，我很赞赏他们的实践），这样做有两个很大的好处：

1. 在学生本科毕业之前，他们每个人至少会积累到100篇的可以直接在毕业后就能宣讲的材料，这对职场nerd而言是多么的宝贵，读者里如果有同行，就能感同身受。特别是想想当你的家中和你的群体中不断冒出的那些鸡飞狗跳分分钟要耗尽你的破事儿然后星期天在不断地迫近中；2. 学生的文本诠释熟练度达到一个阶段之后，他们自然就会开始体会到和运用所掌握的原文知识。并且其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为后面的那些“高级科目”做好文本领悟的预备。

相信我，当一个人对文本的本意及可以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框架的领悟达到成熟阶段以后，只要这个人同时具备了基本够用的演绎和归纳能力，以及一颗开放的头脑和具有足够弹性和灵敏度的心智能力，后面的那些fancy的科目，都不在话下。然后最后一年，尝试以文本为基准和主轴，把所有高概念性的学科，整合在文本诠释和宣讲的核心主题之下。何意？即一个学生在扎实的文本诠释的基础上，很自然地把教理建构、救赎历史、文化对话和护教性应用，有机统合结合起来的能力。难道，这不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站讲台的人”改具有的基本能力吗？

好了，这是很简单的本科阶段的构想。接着再看看高级阶段，即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基本上能到这个阶段还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潜力的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未来的神学家（虽然“人人都是神学家”，但是在公认的意义上，我们还是稍微提高一下这个术语的准入门槛为好）。但是有人可能要问了，神学家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付上比训练普通工作者高得多的、特别是在很多时候很难立即看到回报和效果的代价，去培养这些人呢？嗯，对这个很有力的问题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神学家没什么用。真的，一点用没有。对于认定其无用的人，当然是没用一点了。这不奇怪。一点都不。

但是呢，我还是想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专职搞这方面研究的人，他们这些人，和他们也许可以产出的成果，对群体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能想到这样一些议题：我们群体和传统所强调和捍卫的某些观点，和惯性思维与做法，对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对当代文化和社会诸群体/个体对话，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有没有可能我们经过调试以后，可以逐步克服某些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阻碍？要能够说清楚这方面的问题，需要高度发达的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即一种足够的、专业的、甚至近乎于冰冷的对于现场问题和高热度议题的抽离感。这种抽离感是真正的学者的标配。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具备这样的自觉的抽离感的时候，TA才真正可能站在众人之外和之上看到问题的核心与本质，进而像一位优雅的医师那样，进行恰如其分的、循规蹈矩的诊断和对症性治疗（但也许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他手里没有那把手术刀）。凡是缺乏了这一份专业抽离感的人，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

但是——我知道有朋友会说，“我们才不要这种冰冷的没有爱的专业感呢！”——请容我立即补充一句，我们当然是在我们都是信者的这个背景下来讨论这件事。因此我们所说的学者当然也是相信的学者。因此呢，让我这样很粗陋地说（但我认为是部分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即真正的基督徒学者该具有的品质和气质的问题），其实，biblical的、相信的学者，也就是足够的专业素质，加上对祂对人的热心，以及源源不断地从cross而来的Agape.另外请允许我再提一个严肃的educational scholarship相关的议题——我希望坚持和热爱CCE的朋友不要介意——各位已经猜到了我要提出的是特别关于academic christian educational issue. 进行高品质学术训练能带来怎样的有价值的产出？若仅就教育这个领域的议题而言，产出就是，在开始极为热情和积极地推行某种具体的、甚至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组织统一化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是否，至少在将要推行这些教育范式的圈子里，在全圈的范围内，进行过深刻的就此教育范式之特质、本质、利弊、所需之条件和资源，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下国内群体最重要的——与本土各方面的适应性之素质的充分研讨和观点的交锋呢？

以我所知，似乎是没有的。这很遗憾。可能的原因如下：

这是由群体领袖强势推动的。依据“位分高的人说的话就是对的就是权威”的不二法则，所以这件事是不需要讨论的，我们只要“领受”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做久了，后劲是不小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真实地体会到相关的经验了）。特别联系到我们所要强调的，即本科之上的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的教育需要而言，如果我们已经建立起（哪怕是在条件和资源上还甚为简陋和缺乏，但只要是具备了基本完整的教育哲学之原则和方法论的情况下）足敷使用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将教育学及其相关之一切学科，严肃地当作真正的科学（是的，christian education也是一门不折不扣的教育科学，并且我们作为信者，也许可以有理由称它是那一门真正配得上“教育科学”的学科，或知识范畴）进行长期、充分、完整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理论的运用场景和可能性，那么，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采取某种“大干快上”的姿态和策略的行为，是严重违背学术之严肃性和科学性的集体癔症。

在做教育相关之研究的时候，我曾问过我的导师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内，特别是我们圈子，有那么多人把CCE当作唯一合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教育之模式呢？”他是这样回应我的：“因为有很多人不像你读了那么多的一手文献。”我需要特别说明，我非常尊重和敬佩我的教育学导师，我至今仍是如此。我极度地感激他为我打开了也许是可以改变我后半生的教育学和哲学的系统之门。因此，我并不认为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框我，或是在回避这个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境里，这也许是最不坏的答案，因为其包含了部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了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层面，直接从一手文献入手的极端必要性。但我仍然不满意于这个回答。因此，为了使我自己更加的满意，也为了更准确地回应当今时代之纷繁复杂之教圈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严肃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我不想要一种无脑的只强调“顺服”和执行的狂欢和欢愉，我渴望一种冰面之上的有温度的充足了智性和深爱的学术。我不相信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