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写一写那一位我平生从未谋面,但却对我的教育观念和实践产生了深层次影响的20世纪巴西天主教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初读弗莱雷,是在做毕业教育研究的时候,导师指定了两位思想家的代表作的阅读,一位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杜威(是的,就是胡适的那位有名的老师),一位就是弗莱雷。
说实话,这两位一开始我都没有怎么读懂,自然也难解个中奥妙之滋味。因为在我极其有限的对于教育学术和实践的经历里面,在我们圈子极其有限和一面倒之对于教育的观点和实践里面,我们甚难有机会专门接触到这些近代以来曾对普世教育界——无论宗教或非宗教教育界——都产生过极为深远和广泛之影响和形塑的教育思想者。
在杜威那里,我收获了“经验”(experience)。虽然我不还是不甚了了,但是我开始对“经验”之于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甚至对学生的一生及全人之形塑力量,还是有了某种体验性之观感。
教育得以实现,是来自于教师对学生与他人及社会环境之不断互动的引导而渐渐积累的经验,经验就是最佳的教育基础和素材,也是教育得以发生于其中的场景和气氛。
总之,教育是为了经验。没有经验,就没有教育。教育不是为了灌输无谓的知识,也不是为了通过许多对学生的人生无甚意义的考试,而是为了让学生获得充满生命力和塑造力的经验。经验,于杜威,就是救赎的体现吧。
那么弗莱雷呢?哦,他可比老杜要精彩多了,来,摘几段吧。
“那些对于自由存在恐惧感的人并不一定能意识到这种恐惧,但是,对于自由的这种恐惧足以使他见到鬼怪。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在逃避,以获得某种安全感,他宁可要安全,也不愿为自由冒风险。”
“狂热培植了宗派主义,因此,宗派主义总是扼杀生命的。批判精神滋养了激进化,因此,激进化总是富于创造性。宗派主义神化现实,因而远离现实;激进化批判现实,因而解放人。激进化意味着不断强化自己选择的立场,并因此会更努力地去改造具体和客观的现实。相反,宗派主义把现实转变成一个虚假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因为属于它的,只是神化,和非理性。”
“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中心问题,……非人性化不仅在本体论上是可能的,而且是历史上的现实。……非人性化是对人成为更完美的人的使命的扭曲。”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压迫带有驯化人的性质。为了不再被压迫力量所奴役,被压迫者必须摆脱压迫,打破其枷锁。而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做到,即对这个世界做出反思和行动,以改造这个世界。”
不用说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弗莱雷受到了马老师多大的影响。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所谓的Christian-Marxist,正如许多人,包括许多同为教界的朋友,所指摘他的那样。
今日之教育,无论是否属于教圈,均有不断和义无反顾朝向规训和扭曲人性之方向之明确发展之趋势。究其原因,也许就像我在上一篇讨论伊里奇及其代表作《去学校化社会》的短文里写到的:无论哪一种组织或机构——当然我们在这里首先指向的是各种教育之机构,无论是否是属于教圈的——一旦其作为一个特殊之机构的精神及原则形成,则势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内,倾向于漠视和否认其中之个体的真实需要、欲求和痛苦。
说来有趣,理论上,也是现实上而言,任何机构和组织都是人组成的。但是,一旦由一个个真实和立体的人组成了机构以后,其自身反而会渐渐失去了人性化的根基和特质——或者说,生命(Life)——而变得越来越反人性化,反趣味化,反生命化,反随机和随性化。
我们的致命危险,在于我们总是认为规则和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使命本身。但是祂说,那些完全不懂什么是高大上之教育的人倒比你们先进祂的国。当一群人把社群所谓复兴和持续高涨之复兴所谓的盼望唯独放在某种教育形式或传统上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正宣告了教育本身的死亡。
试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规定谁是教育者,谁是受教育者呢?这到底是由谁,或是怎样的机制,或怎样的原则来规定的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这唯一的关于教育之解释呢?“教育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教育就是解放。”(弗莱雷)
有没有可能,当我们特别热衷于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教育这个问题的时候,教育就成了我们的亚斯他录呢?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比找到某种确定的教育形态更重要的事情存在,即忠于祂的诫命和使命呢?
如果我们不起来呼叫,连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
不要把弥赛亚情结读进教育里去,要将祂从那属天的教育中读出来。
这样的人,便为有福。
这样的教育,便为解放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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