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太太跑过来告诉我，大S刚刚染病过世，家属已官宣。世事难料，大抵如此。昨天到Eddy哥家做客，Emma姐一如往常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谈笑间大家纷纷表示今天才有了一些过年的感觉。

像我和太太这样，老家都在重庆主城区的人来说，过年走亲戚就是从江北区开车到九龙坡区，然后再从“三高”九龙坡开回到有钱的江北。好了，新年快乐。随意聊到一些翻译的话题。

聊到加拿大天主教哲学大拿Charles Taylor及其代表作The Secular Age的翻译过程，确实是很有意思。前些年两岸三地教圈翻译了不少快销型书籍，诸如“五个技巧提升你的XX素质”“十个问题诊断你的XX状况”“二十五个反思你的XX的问题和解决方案”“XXXX十标志”“五十个巩固你婚姻和亲子的小贴士”，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可能的一个观感是，也许以前的好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然后随着这些书籍的欢快出版，guess what? 我们又有了更多需要去解决的新问题，哈哈。

智性传统及其配套的群体和教育根基，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的。其实很多看似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我们如果真地想要将其说清楚，必须要一开始大家都承认这些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

换言之，我们都承认讲道理确实是一个有效合法的讨论复杂议题的过程，而不是用权威的身份和地位来压制不同的意见。思想的突破，往往是在很多看似针尖对麦芒的过程中。我知道这样的过程让很多人浑身难受里外不舒服，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避免各种可能的和实际的冲突。但是guess what?避免了冲突，我们就同时避免了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和极具创造力的探索方向。

因此，就如许多已经深入看见这个世界运行之规律的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开始真正享受和理解冲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参与到这个复杂世界的宏大叙事结构之中。换言之，当我们能够自在地面对和经过冲突的全过程，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思考和生活。

我国文化讲求某种高级的圆融和无为，在处事为人之道上，这些原则大抵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毫无批判和扬弃地运用到思维和探索之道上，则无一事可做了。

如果有可能，我想为在Seminary教授的“Introduction to the Christian Education”这门课。在接下来几年里，慢慢翻译一两本堪作教材的基本文献。目前能够想到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领域，首先是教育哲学，然后是教育历史。前者的对应文本可能是Dr George Knight的经典著作Philosophy & Education。后者，可能是美国天主教宗教和教育学者的教育史代表作A History of Chrisitian Educaiton，如果可以把这两本书翻译出来的，则我们的基本教学和教圈教育学术研究，或可有一个基本的、靠谱的起点。

教育哲学，对于我们的教育实践，有什么具体和实际的意义呢？我想，至少就像Dr Wilhoit所说的，哲学是用来指导实践的一幅地图。就算教育者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并没有太清楚地自己意识到拥有怎样的指导原则或说蓝图，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从个人经常采用的风格上，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教育原则和目标是什么。这就是系统研究和反思教育哲学的价值。

有地图总比没有地图好；有较为准确的地图总比有不够准确的地图好；有世界地图总比只有国内地图好。当然，在地图和路牌之间，我最后选择了ai运行的gps，哈哈。越是重大的事情，越要慢慢来。

当然，更要放松，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