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家正在经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换”。我只能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需要时间，更需要韧性和想象力。但是我们深信，after darkness, there will be light。请读者们为我们祈祷。也请大家不要追问我们近况，到了时候，我自然会写出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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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教授（Thomas S. Kuhn）的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近些年先后读了两遍，两个版本。
第一遍是北大的老版，金吾伦、胡新和的译文。
第二遍是北大的新版，张卜天教授的翻译。两版各有千秋，有些关键术语翻译不同。比如老版的“不可通约性”，新版做“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其他不同，读过老版再读新版的朋友，自有体会。
库恩在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所谓“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另译“典范转移”）。
具体意思，是指根据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他发现科学的进展或说进步，并非是像大部分人所默认的那样，是透过技术的不断积累和改良而推进的，而是透过“革命”的方式前进（即某种突变）。
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转换”，即科学家群体（科学共同体）对某些已知公认为权威（即公认的典范性传统），却不能很好解决当下危机的世界观或实践模式的扬弃，转而拥抱一个全新的、被过去的学者权威所否定和怀疑、但是可以很好地在实践中解决科学危机的世界观或实践模式。
这样的崭新的世界观，或做科学研究的模式，即“范式”。说到底，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范式转换，其实很像是科学家群体的一次集体性的“改变信仰”。（这个短语可泰库辣）
关于到底什么是“范式/典范”（Paradigm），库恩似乎未能在其书中说得非常清楚，由此在本书出版后引起绵延几十年的争论。但这个词，及其可能隐含或影射的概念本身，在其著作出版后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并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宗教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公众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封底）现在我还要在这个名单里加上神学。
如果按照库恩所认为的，科学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持不同范式的人们，实际上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人因此指摘他在科学权威上持相对主义立场，这样的论调听起来似曾相识，对不对？），不同代际的科学家群体之间所坚持的立场，具有“不可公度性”（大白话：谈不拢？谈不拢就不谈咯~掀桌…），那么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现实的挑战，就会很自然地得出极其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老一辈人会自然倾向于认为，改进实验技术和方法，就能最终解决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做得还不够仔细，我们的实验工具还不够精准，只要我们持续改进技术，和我们的工具，问题就一定能解决。我们的理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一定出在没能准确和彻底使用我们的技术的人身上。
而科圈新贵们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的理论已经被失败的实践反复证明为无效，那么就应该果断地抛弃之，转而接受和拥抱那个形成中的崭新范式，这个新的范式是专门用来有效解决新的问题的。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的技术和设备，而是我们的基础理论。
换言之，人们看待世界和科学发展本质的那副认知的眼镜，就是人们的“科学世界观”（到处都有康德的影子）。
从此，不愿在观念层面改变的老一辈群体，被后者称为“顽固派”，进而变为“科学进步的敌人”；而后者被前者果断地称为科学大厦的“破坏者”和“激进分子”，被老一辈斥为不看重不珍惜我们群体的宝贵传统，而是天天想着闹革命。日光之下，有没有新事呢？
现在，请允许我稍微把话题的战火，引到信仰者群体上来。
我本人这些年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或说张力，就是群体之中新老工作者之间的张力，甚至某种程度的对立，借用本书的术语，这是一种对信仰事务看法的“不可公度性”。
总体而言，老一辈倾向于认为，固守先辈留下来的传统，就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最好方法。哪有什么新问题，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问题虽然在变，但是人总不变，我们把人搞对了，其他就都对了。但是，他们似乎很难切实体会到时代的巨变，对新一代的冲击和重塑。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活在“前（pre-）科学/神学范式”的时代和心境里。
而新一代呢？他们是在和老一代几乎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时代特质强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群人。他们看待万事包括信仰的那副认知的眼镜，已经和上一代人很不同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能够照搬以前的模式，来套现在的状况，因为两者是处在非常不同的文化、经济、灵性背景影响之下。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巨大张力，最终要如何解决呢？库恩的回答，是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通过革命而进步。”
我认为，很可能争论到最后，我们需要坦率地承认，不同代际和范式之间的深层差异和冲突，是无法真正“解决”的。
这和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用来调解此类冲突的所谓“合一”（嗯，这个词，你得承认，是一个大筐），是很不同的事。人与人之间，应当在祂的爱中彼此接纳和尊重，但是这并不同时就自然地否认或取消了，彼此在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差异，特别是那些关乎群体发展和何为更美好的未来的议题。
合一不应该被滥用在这些重要的认知差异的问题上，否则会在群体中形成某种道德统一和规训的暴政。认真倾听不同而善意的声音，与之互动，是解决差异张力的最好办法。如果暂时解决不了争议，也不要紧，至少我们努力去倾听了对方的心声。
还有一点，如果我们乐于承认，大家的观念在根本上难以被强行统一（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么，尽量成全不同的群体对其终极目标的追求，并且真心地彼此祝福，以求对方可以获得对其最有价值的成果，这难道不是一个双赢的好结局吗？
Dr Timothy Keller曾提出，在一个地区大范围更新整个群体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新的健康的群体，如此，其他缺乏活力和外展动力的群体，就能真实地看到祂的国的大能运行，是绝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面的。我们以为彼此是敌人，其实我们是同工。如果我们都愿意承认祂的至高主权，那么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能解决呢？
最后一点，库恩似乎把科学持续进步的盼望，放在年轻科学家身上。他透过研究发现，在科学史上，那些最终带来伟大变革的科学工作者，几乎都是20、30出头的愣头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胆子大，敢于挑战和质疑权威啊！他们不会盲从老人家的所谓权威解释和解决方案，他们敢于正视在实践过程中，老旧理论范式难以解释和处理的问题，并且坚持为新的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和出路。
想象一下，如果当年，在那些科学进步的关键时刻，这些年轻学者安于“本分”，做一个听话的后辈，那么科学就不要进步了，我们如今还可以欢喜快乐地活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对宇宙的解释之下。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地球是平的。我们仍然乐于承认地球就是太阳系的中心，而把一切与之不同的学说，都果断地打为“异端”（伽利略：首先我没有招惹任何人）。
我想，库恩的发现，对于我们当中许多郁郁不得志的年轻朋友们，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鼓励了。
年轻人，世界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请记得，老学究们都沉迷于解释世界，而你的工作，是要去改变世界。
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译精装版）
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时间:2022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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